一是強調“親美”立場。朱立倫所到之處，必談國民黨“親美”，甚至不吝使用“國民黨永遠在美國”“國民黨是永遠親美的政黨”等肉麻表述。在抵達美國當天，他就為此行定調為：一個“一致”，兩個“絕對”，即“與美國政府尤其是拜登的政策一致”，“絕對歡迎美台更高層級的交流”，“絕對不會因為中共的立場而退縮”。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訪談中，其不僅提及“被解放軍控制的台灣島”可能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還宣稱“強有力的防禦和與自由國家的聯盟”對於台海地區安全不可或缺，包藏贊成外部勢力干預台灣問題的意圖。
二是凸顯“反共”理念。朱立倫用“完全錯誤”來形容“國民黨是親中國政黨”的說法，急於從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層面來劃清與中共的界線。其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談到，國民黨與美國有著歷史和價值觀的鏈接，有著“並肩作戰”的記憶，甚至鼓吹“100年來都持續對抗共產主義”，“與中共做價值與製度的競爭”。在布魯金斯學會，其亦提及國民黨與美國在冷戰期間對抗“共產主義擴張”，
三是曲解“九二共識”。朱立倫不顧國民黨內一些人士“謹言慎行”的奉勸，在美期間就兩岸關係發表系列消極言論。其套用美式句法，聲稱國民黨堅持與大陸展開“基於原則的交往”，把所謂“保衛台灣”放在第一要務，潛台詞就是“只接受和平對立，不接受兩岸統一”。沿襲陳水扁的說法，宣稱“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甚至把之與美國的“一中政策”相提並論，被外界解讀為國民黨歷任主席關於一個中國原則最為退步的一個表述。其後又藉媒體進行解釋，九二會談後的共識基本精神就是求同尊異或存異，國民黨仍會秉持這樣的基本態度做兩岸交流，雖有所澄清，但誠意不足，仍在走“建設性模糊”路線。
其一，指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應該由家里人商量著辦，不需假手外人”，意即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置喙，國民黨即便為了選舉，也不能對美做無原則之討好。
其二，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初心使命的政黨”，“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人民和歷史已經作出正確的評判”，意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已經走在了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上，所謂“價值觀和製度競爭”在中國大陸沒有市場，鼓吹“反共”更是陳腐的、沒有前途的思維。
其三，指出“九二共識”清晰表明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追求國家統一的立場和態度，也就是說，“沒有共識的共識”是無稽之談，與美國版的“一個中國政策”相類比更是謬以千里，“九二共識”的實質不容任意扭曲。
其四，指出“希望島內任何致力於發展兩岸關係、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政黨、團體和人士，在涉及民族大義、大是大非等重大問題上，要保持頭腦清醒，把握正確方向，放遠眼光，站在歷史正確一邊，而不是相反”，這是善意的提醒，更是嚴正的警鐘，島內無論是誰、哪個政黨，只要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做出損害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尊嚴的事，大陸就堅決反對並與之作鬥爭。
大陸已經給了面子，拉了袖子，朱立倫應該知所輕重，有所體悟，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認真思考國民黨的使命、個人的責任、台灣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