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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韓國統計廳公佈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去年，韓國有314萬名成年人“啃老”。其中，在30-49歲年齡段的有65萬人。與此同時，30多歲未婚人口比重也創下歷史新高。
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韓國經濟低迷，年輕一代買房難、就業難以及收入的不穩定。 曾經為了更好的資源、更方便時尚的生活來到首都首爾打拼的年輕人，如今也拼不動了，毅然決然地回到家鄉。 與此同時，炒幣、炒股開始在韓國年輕人中悄然興起，所有人都期待“一夜暴富”。 想逃避，想一夜暴富…… 韓國年輕人肩上的壓力肉眼可見的加重了。 首先是房價。近一年來，韓國房價高企，截至今年9月，全韓房價飆升近12%，首爾領漲，創下15年以來最大年度漲幅。 眼看購置房產的願望越來越遙不可及，韓國年輕人將希望寄託在資本市場上，恨不得通過炒股、炒幣“一夜暴富”。  2019年，首爾市一處普通的住宅區。在首爾，有不少這樣的社區，承載著城市大量的人口。由於該市多山，許多房屋挨在一起，顯得更為擁擠。週秭沫攝 行業數據顯示，韓國投資股票的人數在去年猛增49%，達到914萬人，約佔總人口的18%，而散戶投資者已成為韓國市場中的最大勢力。 韓媒將痴迷炒幣、炒股的年輕人稱作“重置綜合症”患者，這種時代病用來比喻一些人為了逃避現實的殘酷，把人生當作遊戲，以為可以一鍵重啟。 鑑於加密貨幣市場的劇烈波動性以及可能導致的金融風險，今年9月，韓國針對加密貨幣市場掀起了該國史上最嚴厲的打擊，多家加密貨幣交易所被關閉。一個月前，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恩成洙更是在國會政治事務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上重點談及年輕人炒幣的現象，炮轟加密貨幣是“沒有價值的、不可接受的貨幣”。 “政府不可能保護所有人。那些虛擬資產號稱擁有20%以上的收益率確實可以吸引人去投資，但如果你押錯了寶，就要為此付出代價。”恩成洙直言，投資加密貨幣的人不能被視為正常的“投資者”。 恩成洙情緒化的表達迅速引爆民眾情緒。一天后，韓國約10萬民眾聚集到青瓦台請願，在民眾的情願書中，韓國政府被描述成為一個只顧徵稅，壓制未來科技的角色。人們的話題也逐漸跑偏，有人甚至質問，如果餘生要過著奴隸般的生活，那麼正值盛年的韓國年輕人到底還要不要活下去？ 根據韓國央行近日發布的《金融穩定報告》，截至今年二季度，“MZ代”青年（指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至2000年的這一代）的家庭債務同比增幅為12.8%，家庭債務佔比迅速上升，在名義GDP排名前30位的國家中，韓國家庭的槓桿率為104.9%，超過平均水平的63.2%。 隨之而來的是階層的分化。一周前，韓國民主黨眾議員金會宰引用了韓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微觀數據，稱“MZ代”的韓國人貧富差距十分嚴重。截至2020年，這一代處於底層的20%的群體平均財富為2473萬韓元（約合13.4萬人民幣），同比增長2.6%；而前20%頂層群體的平均財富為8.7044億韓元（合約475.7萬人民幣），同比增加了7031萬韓元，增長率達到8.8%。這意味著，底層“MZ代”和頂層“MZ代”的資產差別達到了35倍。金會宰直言，“MZ代的貧富差距由代際傳承而拉開。” 金荷是“MZ代”中的一員，她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她有不少同齡朋友每月的花費都被房貸牢牢綁定，很多首爾的上班族買不起市區的房子，只能到相鄰的城市居住。她的一位熟人在三星上班，剛剛購買了一套仁川市的住宅，離首爾市區有40公里，他每天開車上下班，耗費三個小時左右。 2019年，因為不適應大都市的生活，金荷辭掉了首爾的工作，回到老家大田，她說自己奮鬥不動了，但還有不少同齡人仍在堅持著。 從“只去首爾”到“返回家鄉” 來到首爾，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同時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雖然首爾城區僅占到韓國國土總面積的1/10，卻匯聚了50%以上的人口和80%的大公司，這裡象徵著機會和出路。 兩年前，30歲的薑熙媛從老家蔚山搬到了首爾。她原本在蔚山開了一家服裝店。還記得第一次到首爾時候，城市的繁華、漢江的遼闊都讓姜熙媛讚歎不已。眼下，她已經開始經營電商。“衣服有很多類型，（衣服的品格）取決於材料和設計，有的衣服只能在首爾做”。 在波士頓某家諮詢公司工作的李到惲告訴記者，“如果是在其他國家，年輕人可以去別的城市，可高學歷的韓國畢業生只有首爾這唯一的最佳選項。”在一些人心中，韓國被劃分為“首爾”和“首爾以外的地方”，“卷”不動了，就只能回老家，要么就移民，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韓國是個小國家。”李到惲邊說邊用手比劃，從地圖看去，整個朝鮮半島就像從廣闊的大陸版圖上延伸出來的一個彎角，社會資源有限，競爭就越激烈。 李到惲回憶，韓國高中生要學習兩門外語，一般會在英語的基礎之上，再學習中文或者日文。“很多同齡人都會說兩門，甚至三門外語，大部分人都會點樂器，這就是韓國教育體系下競爭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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