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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12月22日淩晨，在聖彼德堡謝苗諾夫校場，28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架到白雪覆蓋的行刑臺上。 當時氣溫低至-21°c，他只穿著單衣，排在第二組的三個人中，等待死亡。
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以小說處女作《窮人》轟動俄國文壇。 他懷著對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熱情，參與了地下組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 小組每週五晚上在彼氏的公寓裡秘密聚會，謀劃廢除農奴制、反抗沙皇專制政權，隨後被捕，15人被判槍決。
劊子手已經舉起了槍，但僵持了漫長的一分鐘后，"開火"的命令依然遲遲沒有下達。 突然，喝令後退的鼓聲響起，指揮官上來宣讀了另一份判決書，宣佈沙皇陛下的免死令，改判流放西伯利亞。
這場戲劇性的假死刑，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慣用伎倆：重判之後又在臨死關頭宣佈寬赦，以此讓受刑者嘗夠恐懼的滋味，再感恩皇帝的仁慈。
這個伎倆在陀氏身上奏效了，假死刑事件徹底改變了他。 在那之前，他是傅立葉空想共產主義的熱情支援者，左翼親西方陣營的一員，現在他調轉目光，成為俄羅斯民族徹底的擁護者。 對沙皇的效忠讓他在後世受到長久的詬病，尤其在蘇聯時期，他一度被官方有意避而不談。
假死刑似乎是一個隱喻，在陀氏60年的人生中，將不斷上演矛盾重重、絕處逢生的戲劇性場景。 跌宕起伏的一生中，這個敏感、神經質、易於激動、大喜大悲的作家，將在善與惡、罪與罰、慾望與良心、個體與社會、信仰與自由等種種矛盾中跋涉，似乎要將人所能體驗的所有矛盾都集於一身，然後替整個人類思考。
苦役：從受難中昇華
從1849年末被捕到1859年重獲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號稱"死屋"的西伯利亞苦熬了十年，前四年在苦役營，後六年在兵營做最低等的列兵。 他的文學熱情在冰凍的西伯利亞被壓制，最痛苦的是無法獨處。 這段日子後來在他的很多小說中一再復現，諸多偷窺與監視的情節，就是得自苦役營的鮮活素材。
苦役不僅是一段痛苦的回憶，此後也化為陀氏後半生的精神特質，他將寫作生涯也視為一項苦役。 "這份差事簡直就是苦役！" 他在給出版商卡特科夫的信中喊道。 而在給哥哥的信中，他又對苦役表露出感激 。
前半生，陀氏經歷父母早亡、被判死刑、十年流放、兩次喪子、癲癇不時發作等等艱辛，在後來的人生中，最主要的苦難是貧窮。 生活中處處需要花錢：供養遊手好閑的繼子、維持雜誌的運轉、承擔哥哥一家的生活。 而債務、賭博、混亂、毫無節制的慷慨，使他曾經的同伴評論他："你和他在一起時很舒服，但他自己一生都很窮。 ”
每次口袋見底的時候，他都想出同一種方法：抵押才華和名氣，向雜誌社兜售一本尚未動筆的小說，拿回定金應付債主、養活全家。 他不止一次地以全部身家豪賭，承諾如果沒有按時交出書稿，就將一生所有作品的版權全部奉上。
在截稿日期的逼迫下，他爆發出驚人的創造力，以極快的速度填塗稿紙。 最極端的一次，他要在幾個月之內完成《罪與罰》以及另一部小說，動筆寫實在來不及了，於是找了位速記員，用口述加速記的方式，在26天內寫完了一部中篇：《賭徒》。 小說為他救了急，也送來了愛情，20歲的速記員安娜·格裡戈利耶芙娜成為他第二任妻子。 安娜的悉心照顧，為他後來寫出幾部巔峰之作創造了安穩的環境。
白天，他經常一整天都在寫信借錢、應付債主、往當鋪跑，只有夜裡才能靜下來寫作。 可以說，他幾乎從未獲得過理想的創作環境。 他羡慕同代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安逸的生活，奢望可以自由地寫書而非限期交貨。 他一生都懷著這個痛苦的信念：假如有更多的時間和自由，他能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不過，他的矛盾特質在這裡又再次浮現。 這種極限操作給他帶來的並非全然是困擾，往往也帶來了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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