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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拜登政府宣布新的對華貿易政策，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演講時表示，美國將與盟友一起打造所謂21世紀的公平貿易規則，推動市場經濟和民主政體在競爭中力爭上游。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拜登政府的目標是廣泛的經貿領域，不僅包括貿易，也包括科技和產業等領域，在保持對華高強度施壓和限制的同時，加強自身中長期發展能力，尤其是要強化科技產業領域的全球領導力，特別是在關鍵核心的科技領域，將進一步加大對中國高科技遏制的程度，產業鏈調整與國家安全進一步掛鉤。美國兩黨在應對科技競爭，並全力圍堵中國科技發展方面已達成高度共識。與特朗普時期不同的是，拜登政府是通過組團拉盟友全面打壓中國經濟發展，圍剿中國的全球供應鏈。  圖片來源：網絡
在後疫情時代，拜登政府在關鍵核心產業與國家經濟安全領域要強化本國的供應鏈安全，促進製造業回流，限制對中國的高科技領域的產品與技術出口等方面與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國家產業政策趨向一致性。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歐洲、美國、英國、法國等國的產業空心化暴露無疑，初級產品、工業半製成品乃至防疫物資短缺再次給發達國家的工業佈局缺陷敲響警鐘，使發達國家正視產業空心化與過度依賴全球產業鏈、製造業過度依賴中國等問題取得高度共識。 
法國政府將數字經濟、智慧物聯網、數字安全、智慧飲食、新型能源、可持續發展城市、生態出行、未來交通、未來醫藥等九大領域列為優先發展事項，並將數字與生態轉型作為核心引領，作為“未業計劃”與德國、歐盟的工業發展戰略進行對接與融合，希望充分發掘區內潛力，打造歐洲集成競爭優勢。並藉助疫情的大規模經濟復甦計劃，充分動員生產製造各環節、各領域參與方，希望將政策紅利與發展理念傳達至大型跨國企業、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等各個參與者。 
由此可見，隨著美國、歐洲、法國、德國、英國等產業政策的全球化再調整，後疫情時代供應鏈全球化也會隨之出現變化。首先，供應鏈的全球化是不可逆的，還是會向前發展，但會是有限制的全球化，這種有限制的全球化調整的深度決定於中國與美國的競爭達到何種程度。因為中國與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他們之間的競爭與合作的走向決定了供應鏈全球化的發展走向與程度。然後，供應鏈的全球化會出現區域性的、多邊性的全球化。最後，一些發達國家政策會轉向內向發展，減少對國際供應鏈的依賴； 供應鏈全球化未來可能出現的變化趨勢對我國的製造業形成了較為嚴峻的考驗。首先，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出台以發展智能製造為核心的“再工業化”戰略，將其在資本、技術、市場、品牌、等方面長期積累的優勢與新型製造技術有機結合，促進製造業全面振興，進而搶占新產業發展的製高點。隨著智能製造技術的廣泛應用，智能設備替代低技能勞動，使得製造環節對勞動成本的敏感度大大降低，這將嚴重削弱我國憑藉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競爭力優勢。 然後，供應鏈的區域性，有限制性地調整，會促使一些發達國家將關鍵性的、影響國家安全的製造業放在本土，或者選擇在就近的國家或區域，供應鏈的成本與高效率將不再是首選考慮因素，而供應鏈的安全性與韌性將是決定性的因素。特別是本次疫情后，發達國家會在產業佈局、貿易發展、投資決策等方面更多地選擇回歸本土，更多地遵循本國的規則與製度，民族國家意識和影響力會增強，國家對資本的控制力會加強，供應鏈的自主程度會下降。所以，整個供應鏈的成本會大幅上升。 最後，隨著歐美髮達國家製造業回流趨勢漸強，我國具有競爭力的高技術產業和產品與發達國家的重疊度進一步提高，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產業關係由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的分工協作關係逐步轉變為同一產業鏈、供應鏈環節的正面競爭關係，使我國的製造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競爭環境急劇惡化，甚至會喪失競爭優勢。 面對如此嚴峻的考驗，我們國家的製造業還是會有不少的歷史機遇。首先，後疫情時代供應鏈全球化的發展與調整，這個全球化是以數字經濟、5G、智能製造、新材料、新工藝、雲計算、互聯網為基礎的，而在這些領域我們國家已經佔領制高點，是先行者。可以斷言中國將成為新一輪供應鏈全球化的引領者。只要我國的製造業緊緊抓住這個機會，跟緊時代的發展，全力發展數字經濟，智能製造，利用雲計算、互聯網等先進手段，降本增效，向全球價值鏈、供應鏈中高端的攀升，帶動傳統產業升級就會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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