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獎名單中，史無前例地出現了一部「另類」的作品。
它沒有宏大的歷史題材，也沒有悲壯的英雄主角，全書從頭到尾，只有幾個平凡盲人的煙火日常。
這本書，就是畢飛宇的《推拿》。
書中細緻描寫了盲人遭遇的種種難處——出行不便，工作受限，連愛情也有重重顧慮。
可比起這些實在的艱辛，更大的煎熬是周遭社會的偏見——
既然眼睛看不見，生活里一定有諸多不便，一定需要接受旁人的説明。
既然身有短板，那麼就是弱者，必定會一無所成，只能接受憐悯和同情。
這些無形中的歧視，被包裝成善意，像利刃一樣一刀刀割在他們身上。
他們痛著、哭著、委屈著，卻也忍著、挨著、沉默著。
他们内心有火有光有希望，需要被人理解，被人看见。
可很多人戴上了偏见的眼镜，只看得到一缕缕炊烟。
偏见，才是阻碍我们互相拥抱、传递善意的最大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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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弱者，自古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可是，若被帮助的弱者，不需要这样的援手，又会如何呢？
至少，对于盲人都红而言，被强行“施善”的感受，就是耻辱和愤怒。
都红其实算是“老天爷赏饭吃”的人。
不但人生得美，音乐天赋高，又恰好热爱唱歌。
还在盲校上小学的时候，她只是随随便便“看”了一场科幻电影，就能记下片中又刺耳又混乱的配乐。
即使时隔一周再随口哼出，她也没有分毫走调。
只听老师弹奏了一遍勃拉姆斯的琴曲，都红就能完美复唱。
而且她能区分出右手部分的主旋律和左手部分的和声，把每部分都唱得精准无差。
如果生为健全人，都红毫无疑问会被培养成优秀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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