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烏戰爭一個多月以來，國際輿論專注於戰事的進展，以及美國和俄羅斯的大國博弈之態勢。然而，隨著戰爭的延宕，流離失所、近400萬烏克蘭人民，湧入鄰近的歐洲國家。在美國總統拜登於開戰一個月後的3月24日至25日，到訪波蘭，並且在一天內參加北約、G7、以及歐盟峰會之後，戰事發展和難民問題，息息相關，考驗歐盟國家的智慧。 回顧二十一世紀的前10年，歐洲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已經超過2,000萬人。2010年底到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後，北非和中東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海路(意大利和希臘)和陸路(土耳其)並進，前往歐洲。當時，最有能力、也接納最多難民的是時任德國總理梅克爾的重大決策，而穆斯林人口比例佔全國十分之一的大國，則是法國。該段期間內，最讓人矚目是2015年到2018年，高達22起的恐怖攻擊，死亡人數近250人。 今年2月24日開始的俄烏戰爭，所引發的難民潮，似曾相識的場景，再度重現於歐洲大陸。不同之處在於：這次的民眾來自陸路，過半數首先進入的是波蘭;而且這次進入歐陸各國的，是和希臘與東歐國家同樣信奉東正教的烏克蘭人民。相同之處則在於：迄今約400萬的難民，可能只是過境東歐國家，希望前往德國與法國的經濟大國。 由於戰亂逃出烏克蘭的過程當中，無論是民眾和他們入境的國家，都可能疏於疫情防治，對於目前“與病毒共存”的歐洲各國，會不會造成負面的影響，還要再觀察。然而，立即而明顯的當務之急，除了邊境收容和轉送後方，或是協助前往其他國家的中繼站，則當屬為期三年，歐盟當局的暫時庇護與居留權利賦予的政策，這三年期間的名額分配和預算補助，以及三年後的退場機制，能否順利落實，今年因戰爭入境的烏克蘭民眾，如何陸續返回災後重建的國土。 截至3月底，為數400萬的難民對於歐盟國家來說，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這是維護民主人權的成就展現，勞動力供給的增加，難民與移民的年輕化。另一方面，基於過去10年的難民收容經驗，福利的排擠和失業的提高，甚至治安敗壞與極端主義，都曾經發生過，而且已經形成既有“進退失據”的政治氛圍和“人權有價”的經濟困境。 更進而言之，由於烏克蘭政府從戰爭一開始，就下令18歲到60歲的男性必須留在國內，捍衛家園，不得出境。也因此，出走的民眾裡面，各個年齡層都有的女性，不只遠多於男性，攜家帶眷的老弱婦孺，成為離鄉背井、令人痛心的場景。雖然歐洲國家都有接納逃難人潮的因應對策，不能諱言的則是，各國政府和歐盟當局過去10年的經驗，其實並不愉快。 接下來核心的問題是，接納人數的標準是什麼?如果標準不只一項，則有什麼項目，應該要予以加權?就此觀之，無論是：國土面積、全國人口總數、GDP或國民年均所得、經濟發展程度、城鄉人口比例(接納的難民主要住在都會城市)，各個項目彼此如何加權;還有更具爭議性的兩個問題，鄰近的地理位置(愈接近，就要接納愈多)，以及考慮讓逃難民眾選擇、並協助他們想要前往的國家(愈富有，就要接納愈多)。 儘管此次進入歐盟境內的烏克蘭民眾，是同屬基督教文明的歐洲人，鄰近歐洲國家則是前蘇聯的經濟相對落後之東歐國家。因此，部份北約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的口惠而實不至，使得這些中東歐國家有口難言，卻責無旁貸。流離失所的烏克蘭民眾對於入境的歐洲國家來說，畢竟和其他歐洲國家的語言並不相同，因此，即使有志工站和地方政府與各種非營利組織的協助，取得新的居留證件，得以合法身份居住於歐洲國家，但這些短期的安置，在夏季來臨之前，將無以為繼。 難民的問題，必須要由歐洲國家自己解決。尤其是已經入境的烏克蘭民眾，如果在三年收容期屆滿，希望停留在自己願意長久居住的歐洲國家，對於歐洲各國政府來說，將是另一個重要的考驗。就此而言，低階的勞動人力是否過多，中高階的人才是否不夠，是務實的政治考慮，也是殘酷的人權考驗。東西與南北發展不均衡的歐盟國家，對於勞力的需求和己身接納大量難民能力的不平衡，將再次成為另一個政治齟齬的開端。
| 
300x180 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