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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率領六位美國國會議員“訪問”台灣的美國聯邦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葛理漢在被問到對於前國務卿蓬佩奧呼籲美國政府應外交承認台灣的看法時，葛理漢表示，此番來訪是想讓台灣人民知道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完全一致支持台灣，他們“訪問”台灣不是要改變一中政策，而是要告訴台灣人民，他們支持台灣。 而當被問到如果中國大陸攻打台灣，美國是否派兵協防的問題時，葛理漢更大放厥詞，表示美國如果拋棄台灣，會對全世界從本質上帶來很壞的改變，未來會沒人想當美國的盟友，而同行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南德茲也說，全世界都在註意台灣，不會允許“負面的事情”發生在台灣，因為這關乎世界的利益。 但在事實上，葛理漢與梅南德茲兩人其實是話中有話的，因為對於“美國是否派兵協防颱灣”的問題並沒有明確給出答案，其想要“呼攏”台當局的模糊策略，且美國並不等於全世界，但兩人竟把“美國的利益”跟“世界的利益”給劃上了等號，顯見背後的美式霸權思維。 拜登政府陷入中美戰略競爭的路徑依賴 特朗普政府在後期對中國大陸競爭的方式，逐漸延伸到意識形態及價值觀上，藉由進一步強調“中國威脅論”，來獲取民眾對於特朗普積極“反中”的支持。這可從前國務卿蓬佩奧的談話中窺得一二，蓬佩奧當時便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以美國的價值觀、西方的民主、安全為代價。 事實上，雖然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有許多爭議，但在發動“中美貿易戰”來說，除了有效解決中美存在不公平的逆差現況外，在關鍵科技技術維護的堅持，在之後的“中美科技戰”定下了競爭的基礎。 而美國內部從2019年末逐漸形成的“仇中”情緒，於來年的肺炎疫情爆發後，特朗普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醜化，讓原本國家間的競爭型態延伸到種族之間的對立及仇視，也埋下了此後美國民眾普遍對中國的敵視，間接箝制了往後美國政府在中國政策上的靈活度。 總的來說，多數美國人民對於特朗普政府在中國政策上採取強硬立場是表示認同的，並認為限制中國大陸的力量和影響力是之後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這對拜登政府重回“多邊主義”的競合政策造成不小的挑戰，也使拜登政府之後大力推行重拾“民主信任”及“緩和種族對立”等政策，希望能回复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的靈活度。 然而，拜登政府調整步調重啟競爭，目的為了是在中美戰略競爭的棋局中獲勝，而不是為了妥協，故某些層面的競爭仍有保留、甚至會有更加激烈的機會，因此，拜登政府相較於前任政府的最終目的可謂一致，可說是沿用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競爭態勢，但手段更為靈活與多元。 同時，拜登政府對中國大陸戰略競爭的態勢是參眾議院兩院及美國民眾的普遍共識，若想要對中國大陸採取比較寬鬆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脫離這個共識的框架，這也讓拜登一改特朗普強調單邊主義的“衝突”外交模式，轉為多邊主義所體現的“再接觸”戰略。 拜登政府明確認知台灣是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下的第一手棋就是去年三月間舉行的中美“阿拉斯加高峰會談”，在此前短短一周內，拜登更先與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四方領導者完成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會談，布林肯則在對話前完成了“美日安全諮商(2+2)會議”以及“美韓安全諮商(2+2)會議”等會談，企圖在會談前取得先制優勢。 “阿拉斯加高峰會談”讓中美雙方在彼此“核心利益”上的立場以及競爭的方式上有了基本的了解，某種程度也增加了互信的基礎，使原本中美緊張關係的狀況得到了舒緩，美國也更加確信對中國大陸“再接觸”的競爭，必須重新獲得盟友對美國的信心，以及多邊主義的影響力，團結盟友對抗才有辦法走出目前困境。 拜登政府為了響應中國大陸在地緣政治經濟擴溢下的崛起，認為台灣是美國關鍵的經濟與安全夥伴，以提升台灣防衛力、增進美台防衛合作的方式持續拉攏台灣“倚美抗中”，卻又在“美國是否派兵協防颱灣”的問題打“迷糊仗”，並稱這是符合美國對於台灣的長期承諾，回歸了美國傳統“一個中國政策”的基調。 雖然拜登政府仍維持對台灣的“戰略模糊”立場，但在安全承諾上仍視為戰略的重點之一，一方面既與中國大陸維持正常邦交、卻又視之為首要競爭對手處處設防楞一方面卻又以“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為“擋箭牌”、視台灣為主要盟友，極力給予軍事安全幫助與經濟醫療合作的支持，顯示其中國政策的矛盾性與兩面性。 因此，這次六位美國國會議員“訪問”台灣之舉，也只不過是順路的“路過”而已，因為他們於3月14日晚上到達台灣後，隨即在15日晚上結束訪台行程轉往日本，實質意義較低，加上行程安排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取消“訪台”之後，顯示拜登政府在無意過度刺激中國大陸的前提下，安排此行來對台灣“做交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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