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必定會造成傷亡，其雖殘酷無情，但也總是有人可以從中獲利，故而不願戰爭結束。近來的國際局勢就是典型的例子：雖然死傷無數，千萬人流離失所，但期盼戰事持續不止者，仍大有人在。防疫如同作戰，疫情造成的死傷也不亞於真正的戰爭。而在防疫戰爭中自然也有其獲利者，對這些獲利者而言，防疫戰爭自然也不能輕易落幕。
隨著疫苗接種的普及化、抗疫藥品推陳出新，以及變種病毒日漸弱化等因素，從2020年開始的全球抗疫大戰早已出現改變。就法制面而言，早自2021年下半年起，已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結束特別的緊急狀態體制，恢復常態法制。例如法國自2021年7月10日正式終結為對抗新冠肺炎的《公衛緊急狀態》，日本也自2021年10月1日起全面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就具體防疫措施而言，丹麥、挪威、瑞典、英國等國自2022年2月起，紛紛解除大部分的防疫措施，明白揭示“與病毒共存”的公衛政策。鄰近的韓國除了解除大部分的防疫措施外，更自2022年4月中起將新冠肺炎降級為如同肺結核的“第二級傳染病”。
在“與病毒共存”之聲於世界各地響起之際，蔡英文於官邸提出“非全面清零”，亦非“與病毒共存”而放任病毒肆虐；而是“重症求清零、有效管控輕症”的“新台灣模式”。行政機構已於4月15日函請民意機構同意將即將到期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防疫特別預算再延長一年，而民意機構最大在野黨對於此延長案竟表示“將會強力支持”。民進黨不願“與病毒共存”的表面理由甚多，從防疫公衛考量到選舉人才佈局等，不一而足。至於“在野黨”竟也強力支持，其算計為何？實非常人所能理解。
回想兩年多前疫情爆發之際，台灣島內已有台灣地區領導人應依“憲法”發布緊急命令之聲。蔡英文斷然拒絕的理由是相關防疫措施皆有法源依據，沒有必要發布緊急命令。相較於光特朗普就發布七次國家緊急狀態，日本政府四次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法國政府兩度發佈公衛緊急狀態等事例，台灣自始不曾進入“緊急狀態”。“緊急狀態”顧名思義就是一種法制上為因應社會危急情境的特殊狀態，其最主要的特徵就是例外地允許行政權享有常態法制下所無之權力，並可能因之而限製或剝奪民眾之權利。正是因為緊急狀態既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又有其危險性，所以各地法制皆承認其存在，但予以嚴格控制；僅允許其短暫存在，不容其不斷延展，將例外狀態常態化。
台灣雖未發布緊急命令，但卻透過傳染病防治法與前述防疫條例達到行政權專權的例外狀態。舉凡強制口罩令、居檢或隔離相關措施、各類集會禁止，營利與非營利活動之限制、防疫藥品與物資之採購、生產與販賣，乃至公家徵用、個人足跡強制登錄與揭露、疫情信息之散佈、疫苗選擇與施打順序等，從人身自由權、財產權、工作權與營業自由、言論自由與健康權等，無一不受民進黨當局嚴厲管控。更遑論透過防疫條例，除了空泛概括的行政空白授權之外，更有不受常態預算法限制，天文數字般的龐大特別預算可資運用。面對防疫戰爭，民進黨因防疫法律而權、錢飽滿，其自然是這場防疫戰爭的最大獲利者。“與病毒共存”無異於宣示疫情趨於常態化，必須回歸常態法制。若此，在特殊例外法制下得以恣意揮灑權與錢的空間不再，民進黨怎麼會願意？
當大家必須排隊實名買限量口罩或快篩試劑，無數人無辜地被送防疫旅館或被要求居檢，違反防疫規定者則被重金裁罰，而守法的代價則是讓兩歲兒童苦等防疫救護車不能即時就醫而喪生，這些防疫日常已令人麻木。當指揮中心不斷地推出各種令人眼花撩亂的滾動式防疫措施，從宣示台當局到地方應作法一致、步調一致，到應“自主應變”，乃至“把鑰匙丟下樓”，全民必須每事問，形同失能而不再自主。彷彿全台一起在玩“老師說”的遊戲，民進黨當局扮演“作之君、作之師”的角色。在此情況下，民進黨當局怎願與病毒共存，逐步恢復常態法制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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